Formosano madrileño台灣囝仔佇馬德里

正當台灣國內因為哥斯大黎加選擇與台灣斷交轉而與中國建交，按照往例又開始沸沸揚揚地用「銀彈外交」、「金元外交」一類的貶抑名詞批判對外援助政策之際， 放眼世界其他已開發國家卻仍然投注相當預算從事對外援助，這讓人不免要問，到底台灣的對外援助到底該不該做？出了什麼問題？

回想在台灣被稱為「亞洲四小龍」在經濟發展上表現亮麗時，台灣開始有足夠的經濟能力，用以從事對外援助事務上，也因而讓外交部的援外政策，成為國內外輿論目光的焦點，更引來台灣外交的敵手中國屢屢以「銀彈外交」、「金元外交」一類的貶抑名詞抨擊台灣的外交作為。然而，曾幾何時，隨著中國的經濟發展，加以本身黨國獨裁體制下，政府預算不受民意監督的「天然條件」，中國也開始擁有足夠的經濟後盾從事跟台灣一較長短的外交援助政策。

伴隨在台灣經濟發展之後的，是台灣從威權走向民主的政治發展。在民主體制的建構過程當中，許多威權時期的政策和作法重新被檢視，隨著台灣國會的全面改選和民意產生過程正常化，不合乎民主作法的政策開始遭到民意機構的監督和批判，包括用於外交援助上的秘密預算，都隨著國會議員的揭發，開始受到輿論的矚目和議論。這時期台灣許多在威權時期所養成的外交官，由於已經習慣「國家外交大業不容外人置喙」的工作環境和作風，加以公務員慣於「蕭規曹隨」沿襲過去作法的積習，面對台灣新的民主社會風氣下外交政策需受國會、媒體、輿論等監督和批評的改變，外交技術官僚體系也開始出現了對於民主政治環境的不適應，對於援外外交政策透明化、法制化、專業化的呼聲和作法，經常出現反彈或不願配合的消極態度。其中，一個讓這些在國際前線與中國從事外交競逐的外交戰士最無法心服的理由就是：「為什麼中國能做的，我們就不能做？那我們要拿什麼去當籌碼跟中國拼戰？」於是，這些一心一意以台灣外交地位和維繫台灣對外建交能力為職志的職業外交官，卻經常遭致輿論的質疑、批評和數落，渠心境的矛盾感受以及工作士氣所受到的負面影響可以想見，更使得台灣的外交技術官僚，成了一種叫好卻不叫座的職業。

另外一方面，台灣輿論長期被引導對於官方投入預算對外從事援助給予嚴厲批判，但是對於中國挾獨裁體制下不受民意監督的外交預算，真正從事「銀彈外交」、「金元外交」收買台灣邦交國的作法，卻以另一種標準充耳不聞、視而不見，或是提出「不必跟他們玩」的說法，其實都是忽略了中國與台灣進行外交戰的主要目的與手段本質，在於消滅台灣以主權國家角色在國際社會上生存的事實，原本的對外援助政策被中國用來作為與台灣「邦交國援助交際爭奪戰」的工具，利用提供援助換取台灣的邦交國與台北斷交，進而營造「國際間沒有任何一個國家承認台灣政權」的局面，藉由台灣在國際上沒有與其他國家維持邦交的能力，顯示台灣不具成為主權國家條件的事實。

台灣一方面開始走向民主，過去威權時期許多違背民主常理的外交作法開始受到修正，並逐漸走上符合民主國家標準的正軌，但在台灣面對中國的外交打壓之下，台灣在國際上完全無法享受到一個正常民主主權國家應有的待遇，這樣的特殊處境，使得台灣的外交難上加難，於是乎台灣的外交部一面得顧慮國會輿論的監督壓力、一面又得想盡辦法用有限的經費資源對於中國的外交援助交際戰予以還擊，這種好似蠟燭兩頭燒、「要馬而好，又要馬兒不吃草」的矛盾，不論是之前的國民黨政府，或者是現在執政的民進黨，在外交政策上都無法擺脫這樣的困境，找出一個更好的解決之道，更讓台灣的朝野、輿論為此困境陷入多年不休的口水之爭。

台灣該如何走出這個外交的困境，尋求一個真正海闊天空、自由自在的國際天空，擺脫這種宿命，或許應該是台灣輿論汲汲於口水批判之外，真正應該用心思考面對的迫切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