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不久寫了一篇「與『海角七號』的初體驗」，把看完當下的感想記錄下來，也引起了不少好朋友們的迴響和討論，交換了很多不同層面、更深入地探討許多議題：有的朋友與我談台灣社會的價值觀，有的則來分享對台灣電影產業的發展的觀感，也有人來討論台灣與日本的歷史情感（有的還兼論中、日歷史仇恨），更有人來跟我討論台語腔調如何分辨北部、中部或南部口音…。一部電影變成另外一個台灣人之間的話題，一時之間我似乎又看到了台灣新一波的「全民運動」全面展開，即便是身在海外的我，也似乎能夠感受到那種很「夯」的氣氛。
距離第一次觀賞「海角」已經有一段時日，我決定重新再看一次，希望經過一番探討過後的我，能夠從「再體驗」當中，重新看到一些之前所沒看到、沒想到的，更可以對照一下這陣子討論過後的一些心得，看看這部電影到底傳達了哪些訊息給台灣的觀眾。
【保證個人觀點、保證無責任】
對於片中一些橋段的批評
撇開這波「全民運動」裡面大多數人的那句「一定要去看」的口號，其實這陣子我聽到最多的一個觀感，大概就是「不如預期：沒有我想像中的好、不覺得比其他國片特別好在哪、有些失望」。我大致歸納了一下這些感覺失望的理由，主要大多是針對一些橋段的處理，認為過於矯情與俗套。有不少人把片中一些橋段列舉，認為這樣的處理方式不夠自然，也不合常理，更落入其他國片的俗套，矯揉造作。例如：
（一）片子一開頭的那一句著名的「我操你媽的台北」，有些人覺得，既然罵髒話，來自恆春、台語native的阿嘉怎麼不是直接用台語罵「我咧XX娘的台北」？既然這部片子並不是所謂眷村電影，用國語罵聽起來就很「卡」，不如用台語來罵來得順暢。（附帶一提，還有人認為台語才是世界上最適合罵髒話的語言。^_^）對此，也有人認為，或許因為當時的場景就是在「國語主流」的台北，所以主角刻意選擇刻意模仿台北人的講話調調，用最符合當地的語言和表達方式來表達自己的情緒。
（二）主角的戀情鋪陳過於「跳躍式」，明明阿嘉跟友子在之前就根本沒有什麼交集，也看不出任何能夠發展出戀情的端倪，但卻因為一場喜酒筵席，兩個人負氣瞪來瞪去，緊接著後面酒後的一段一夜情，就開始了這兩個人的「真愛」？一夜的肌膚之親，卻衍伸出一段變成了可以跟六十年前那段戀情相提並論的偉大愛情，甚至讓友子的人生瞬間有了意義，讓人會覺得其實友子只是需要「get laid」的感覺。當然，也有人認為這就是現代人的愛情模式，雖然讓人難以理解，但卻也是一種呈現事實的方式。
（三）友子送給每個人勇氣之珠，這部份的處理也讓人感覺落俗，不夠自然、不合常理，甚至比日劇處理類似情節的手法還要隨便。一般送禮物給人家，特別是當送禮物的目的是要「化解尷尬氣氛」時，其實心裡面想對對方講的話，應該不太可能輕易地說出口，按常理不是應該都要寫在紙上、或者單獨對對方說嗎？這種像是「頒獎典禮」的方式，一次就要把所有人的禮物和每個珠所代表的意涵通通列出來，會讓人感覺充其量像是一種勇氣之珠的「置入性行銷」，跟廣告沒什麼兩樣。
（四）關於友子角色的個性問題，按照日本社會的禮俗及常理，沒有那個日本人在工作上會這樣表現出個人的情緒，無論是初次見面的人如此用語不客氣，或者是對於職場上共事者如此任性地抒發情緒，這些事實上都是不可能存在於一個日本職場工作者身上的（只要多看過一些日劇的人應該就可以發現日本人在職場上與私底下的應對態度差異）。另外，從一開始友子這個角色就被塑造成愛擺臭臉的任性日本仔，還說大家欺負她，光是如此詮釋出來的友子，實在讓人看不出來到底這樣的人哪裡可愛？沒有再使用多一些橋段來凸顯友子不為人知、可愛的一面，又如何帶出大家能夠同情、喜歡她的背景？
「捧卵葩(PLP)」是粗口？談「捧卵葩」字眼的使用
很多人對於這點，視為是導演利用對白「製造笑點」的一個手法。但是事實上，會有這種觀念的人，大半都是不瞭解台灣南部地區台語常用字眼和語法的人。如果要找出近年來台灣使用「捧卵葩」這個字眼最有名的兩個人，那大概就要屬當過台南縣長的前外長陳唐山先生，以及同樣來自台南的本片導演魏德聖先生了。講到這裡，可能反應快的朋友就知道我要講的是什麼：是的，「捧卵葩」這個字就是最道地的台南用語，只要是台南人都知道，在日常生活裡這個字眼聽到和使用的機率絕對遠大於「拍馬屁」這個字眼，因為對於台南人而言，唯有「捧卵葩」這個字才能夠表達那種所謂「阿諛奉承、逢迎拍馬」的醜態，沒有別的字眼能夠取代。或許其他地方的人不常使用這個台語字眼，當今台灣更有為數眾多的所謂「會講台語」卻不懂台語淵源的人，難以理解為何會有人用這麼「粗口」的字眼來形容，但我相信只要是有台南淵源的台語族群、或是懂這點台南淵源的觀眾，就能夠明白這樣的手法就是最真實的呈現。
在「初體驗」那篇裡面，我曾經提出一個問題，就是「捧卵葩」與「拍馬屁」之間有什麼不同？如今我希望能夠再拋出另外一個值得大家省思的問題，當台灣觀眾早已習慣好萊塢電影、美國影集裡大量地使用「shit」、「fuck」、「God damm…」、「ass hole」等字眼的今日，為什麼有些人看待洋片裡面這些用字覺得稀鬆平常，但卻無法接受「海角七號」裡面的這些「髒話」、「粗口」？這些人在看待這兩者之間又為何會存在這樣的標準差異？
台灣人與「日據時代」
從國民黨統治台灣開始，為了要呼應「八年對日抗戰」、「南京大屠殺」、「日本鬼子」這些國民黨在中國所遭遇的「國仇家恨」，台灣的教育體制裡，對於台灣被日本統治的五十三年歷史，就被刻意地用「日據時代」、「日本對台灣人實行皇民化教育」、「日本對殖民地高壓統治」、「抗日英雄故事」等等負面概念帶過。在台灣過去的六十年當中，「日本時代」就似乎像是一段刻意被大家忽略、遺忘的歷史，明明許多人家中的老一輩在生活當中，仍然每天出現著日治時代所遺留下來的各種符號（日文單字、姓名的日文叫法、日治時代的生活習慣），但國民黨的學校教育，卻讓年輕一代除了「仇日」以外，對於台灣的日治時代幾乎是完全地陌生。在「海角七號」裡，茂伯口裡忽然冒出日文，會聽、會說的這個橋段，也很忠實地呈現了台灣與日本之間的這段連結，更喚起了台灣人先前被教育、傳播體制人為刻意切斷的這段記憶和歷史。「台灣人的生活裡看得到日本的影子」這才是真實的台灣，即便已經超過了半個世紀，從茂伯的身上還是可以看得到這些讓台灣人感到理所當然的軌跡，一點都不會因為茂伯懂日文而感到意外，這也絕不是從中國遷入的新住民可以用「日本鬼子」這些仇恨的符號可以強加磨滅的。
「海角七號」國際影壇嶄露頭角，可能嗎？
有很多人，特別是住在海外的人，看過「海角七號」之後，普遍都覺得這部電影是一部「拍給台灣人看的電影」，因為片中有太多的東西，是只有台灣人才能夠懂的元素，外國人很難以理解這些。甚至，當「海角七號」在台灣獲得票房和口碑上的極大成就時，許多人很快地便聯想到，「海角七號」角逐國際電影大獎的可能性。
台灣的社會其實是有點奇怪的，總是喜歡一些錦上添花的把戲。原本是一部找不到資金、負債拍出來的電影，結果意外地票房突破數億台幣，這時候卻跑出「國片輔導金」來錦上添花，對照其他仍然嗷嗷待哺的國片，這個「國片輔導金」的制度實在讓人不明白它存在的意義究竟何來「輔導」之名？同樣的道理，明明這部電影就是一部「要拍給台灣人看的電影」，如果真的如此，除了可以期盼台灣本地的電影獎項可能會給予肯定之外，又何必在乎它是否能夠讓外國影展給予肯定？這部電影的定位，原本就是要拍給台灣人看的，除了當中可能蘊含的藝術成分，可能獲得國外影評的青睞之外，看在一般外國觀眾眼中，又如何能夠讓外國人理解這部電影裡所要呈現的意涵？
或許，許多國際影展的得獎作品，大多是一般普羅觀眾不太容易理解的電影藝術，但我想說的是，既然這部電影能夠讓台灣人看了很愉快，讓大多數的台灣人都看了很稱讚，那大家又何必在乎「海角七號」是不是會被國際肯定？畢竟，它已經是一部獲得多數台灣人肯定的電影了，不是嗎？
在凡事都喜歡講「績效」的今日台灣，能夠終於出現一位導演，不再為了拼國際影展得獎的「績效」拍電影；不再把國際票房績效看得比台灣市場重要，成天想著如何拍一部「讓外國人看得懂」迎合國際市場的電影；不再把以藝術大師自居，專拍一些「孤芳自賞」的作品。終於出現一位電影人，能夠很踏實地覺得，拍電影給自己同胞看比拍給國際影評人看來得更重要；肯認真看待台灣的通俗電影市場，拍出一些普羅大眾就能看得懂的電影；願意把台灣的老老少少都當作觀眾目標來經營；願意把台灣這塊土地上的地方特性當成題材和舞台，拍一部「生活周遭」親切感十足的的電影。台灣已經很久沒有出現這樣的一個電影導演，而魏德聖導演和「海角七號」的呈現，正好填補了台灣長久以來在這方面的渴望，更值得台灣人給予應有的喝采。
台灣「海角七號」瘋的原因：引起共鳴
「海角七號」這部電影之所以受到台灣人如此熱烈的迴響，我認為「引起共鳴」應該是最大的因素。在這部電影裡面，光從影片長度就可以發現，導演想要表達的東西實在是太多，多到滿滿地裝不下，例如：
n 外地人「去台北闖天下」夢碎的情緒（我操你媽的台北）
n 年輕人返鄉後就業問題（靠關係找到一份自己並不願意的工作）
n 對古老、傳統、傳承的漠視（哇係國寶ㄟ）
n 原住民借酒澆愁習慣的本源（警察因工作讓妻離子散）
n 跨族群間的相處（一個創業的客家推銷員喊著阿美族語馬拉桑，推銷信義鄉農會的原住民小米酒）
n 拋開五千年文化的包袱與迷思，重新對台灣在地世居原住民族傳統認知（千年傳統、全新感受的原住民文化—小米酒）
n 對生養自己土地的認同欠缺問題，受了高等教育卻忘了對自己土地的草根依戀（咱恆春就係愛攏總燒掉重起，把少年人攏找回來）
n 菁英主義自以為是、自命清高的領導對普羅大眾「庄腳人」的粗暴（山可以BOT、路可以BOT、現在連海攏要BOT）
n 「在地人」與「外地人」的尊重和相處以及「反剝削」的地方保護意識（呷水的海水，通乎外地人哩看，咱在地刷看嘸）
n 對於自我、自身文化的缺乏認同，和對在地文化的否定（咱在地都嘸樂團 V.S. 大樹下老人家們穿著汗衫拉著弦）
n 在今日台灣普遍接受高等教育年輕人身上日漸式微、屬於台灣式的「土直」（「說我魯也好，說我流氓也好，咱就係欲作，要給在地的機會」、「要作，就是要作，拼了命的作，歸庄相挺啊！」）
n 命運共同體的融合與分化議題（不要分什麼你的、我的，是我們的！）
n 「要有國際觀」、「與國際接軌」的菁英式迷思（在地哪有人才？）
此外，除了電影本身之外，在台灣電影工業沈浮多年依然默默無聞的導演魏德聖，起用了一群同樣長期默默無聞或失掉光環的歌手、演員，選擇在「台灣尾」的城鎮做為故事場景，在當前國族認同迷失的台灣推出這樣的電影作品，種種都恰好是一種「失落感」的結合。似乎，透過這些「失落感」結合出來的一部電影，「海角七號」就像是力戰風車巨人的唐吉軻德般，用有別於「全民大悶鍋」的另外一種方式，來挑戰台灣當今社會裡因為經濟、政治方面所帶來強大的失落感。
而導演大量呈現了發生在台灣人身上的各種「失落感」，就是這些失落感，敲開了埋藏在台灣人心裡面最私密的一塊，引起了深切的共鳴，這種因為共鳴所行程的認同感，也造就了所有觀眾看完之後的口碑，也因為「口耳相傳」的強大效應，讓「海角七號」有了今天這樣的轟動，更讓台灣人一時之間找到在政治、股市、賺錢、奧運金牌以外，久違的一種新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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